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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兴起后，网络歌手应运而生，曾经有过一段风光无限的岁月。有人顺利转型成为职业歌手如汪苏泷、许嵩；有人蛰伏多年后复出一鸣惊人，如刀郎；但更多人则像庞麦郎一样，梦想着复刻刀郎的奇迹。

罗森：他的这本书并非专注于丝绸之路，而更侧重于全球史。他的核心关注点是贸易，以及贸易如何塑造和影响世界。彼得·弗兰科潘是一位全球史学者，他可能去过北京，但他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我曾走遍甘肃、宁夏、新疆等地，而他大概从未踏足这些区域。如果他真的去过新疆或草原地区，他的论述方式应该会有所不同。此外，他的著作中几乎没有涉及草原，这是一个缺陷。在探讨中国早期历史时，我们必须关注那些早期传入中国的重要因素。比如，若没有外来的牲畜，中国的发展路径会大不相同。牲畜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从商代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畜牧业便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要理解中国经济的成功，必须同时考虑低地农业和高原畜牧业的结合。高原地区离不开羊群，若没有羊，就无法有效利用那些海拔较高、地形崎岖的地区。从内蒙古到甘肃、青海，遍布着牧场和羊群，这些因素塑造了中国西部的经济模式，影响了丝绸之路沿线的社会结构。任何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都不应忽视草原和畜牧业的重要性。

罗森：是的，我能看到事物背后的层次。我最近越发意识到这一点：我能透过表象，看到不同层面的信息，甚至可以说，我能看到一个更完整的世界。比如，在这个房间里，我能看到你所看到的，并准确地描述出来。但除此之外，我还能告诉你，这些东西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如果再深入一层，我可以解释，在英国，人们对它们的兴趣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我清楚地意识到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最直观的视觉层面，就是你能直接看到的东西，比如壁炉上悬挂的那幅画；第二层是它的背景和来源，即那是一幅中国画，来自琉璃厂，出自一位普通画家之手，这位画家创作了许多荷花题材的作品；第三层则是文化上的视角，在西方，人们通常会把画挂在壁炉上方，而在中国，这种做法并不常见。我之所以能看到这一层，因为我去过中国，若没有亲身经历，我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认知。再举个例子，我的考古研究最初是从约旦的考古挖掘工作开始的，因此，对以石材为主的建筑文化，我早就有所了解。但当我到中国后，我惊讶地发现，那里很少用石头建造房屋。直到最近，我才找到答案——为什么中国不怎么用石头建造？因为中国早期的建筑是在黄土上修建的。我擅长提问，习惯于不断追问：“我看到了什么？它为什么会在这里？” 以一只花瓶为例，最基础的问题是，“这是一只花瓶” ，接下来，我们可以问：“它为什么在这里？”答案可能是：“我妈妈在市场上买的。”但再深一层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用花瓶作台灯的灯座？”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我们已经这样用了200多年。” 也就是说，每个问题都包含至少三个层次：首先是直观可见的表象，其次是它为何出现在这里，最后是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对我来说，研究中国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让我明白，欧洲和西亚的做法并不是世界的唯一的方式，世界上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体系，而当你认真去了解另一种体系时，你就会对自己的体系有更深刻的理解。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被诉侵权商品上以题字落款等形式使用“袁隆平”字样属于商业化使用。袁隆平院士的姓名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属于具有一定影响的姓名，某农业高科技公司享有对“袁隆平”姓名的相关商业使用权益。万某集团公司和江西万某实业公司在未获得合法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使用“袁隆平”姓名进行商品宣传和销售，容易引人误认为其产品与袁隆平院士或某农业高科技公司存在特定联系，构成商业混淆行为。该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损害了某农业高科技公司的合法权益，构成不正当竞争。据此，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当年李娜一度手握13个国内外知名品牌代言，而郑钦文在奥运夺冠之前已有10个代言品牌。”纪宁认为，网球目前在中国的热度已今非昔比，李娜时代已奠定的中国网球经济的热度，在郑钦文夺冠后会被逐渐引爆。纪宁还表示，网球作为全球顶级的职业体育和商业体育项目，正逐步释放巨大的产业经济空间。

　　袭击发生后，位于加沙地带中部的阿克萨医院院长表示，随着以军的不断袭击，加沙地带的现实状况已变得极为艰难，他呼吁保护在加沙地带的平民和国际机构的安全。

　　记者20日获悉，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赵迎亚副研究员和张蕴晖教授课题组的一项研究首次发现，全氟化合物暴露对孕妇常见疾病——妊娠糖尿病的子代出生结局和儿童早期生长有负面作用，与此同时，妊娠糖尿病可加剧全氟化合物对儿童生长的不利影响。该研究提示，有基础疾病的孕妇应特别关注此类化学物质的暴露问题。他们的相关论文已发表在最新一期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环境化学快报》(Environmental Chemistry Letters)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