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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充分显示：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时，中华文明总是能够凝聚起巨大力量；在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之时，中华文明又总是能够引领时代潮流、推动社会进步。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关注与日俱增，期待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发挥更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应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演进历史，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使中华文明的时代价值不断彰显，在全世界产生更大影响力。
互联网兴起后，网络歌手应运而生，曾经有过一段风光无限的岁月。有人顺利转型成为职业歌手如汪苏泷、许嵩；有人蛰伏多年后复出一鸣惊人，如刀郎；但更多人则像庞麦郎一样，梦想着复刻刀郎的奇迹。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咏前表示，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是两国政府围绕经济问题沟通协调的综合性对话机制。经双方协商，第六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将于3月22日在日本东京举行。当前，中日关系呈现改善、发展的积极势头，两国经济深度融合，产业链、供应链联系紧密。本次对话是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的重要举措，时隔6年重启，具有重要意义。中方愿同日方共同努力，推动对话取得务实成果，促进中日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