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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强内外贸一体化政策支持。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前提下,统筹用好现有资金渠道,支持企业开拓市场。落实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政策,支持企业采取投保的方式,分散企业贸易风险。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在融资、利率等方面的支持。
罗森:彻底颠覆。我的观点是,中国的文明在相当早的时期就已高度发达,并建立在城市或大型聚落的基础上。在英语里,我们将其称为“新石器文化”。你应该听说过杭州附近的良渚文化和渭河流域的陶寺文化吧,这些都是庞大的文化中心,社会组织严密,文化高度发展。然而,后来整个中国地区经历了剧烈的环境变化,一些地方遭遇洪水,另一些地区则因气候恶化而难以生存,人们因此逐渐向黄土高原迁徙。换句话说,气候变化促进了人口的北移。与此同时,北方相较于南方拥有一个显著的优势——更适合牲畜饲养。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们开始饲养牲畜,而这些动物无法适应长江流域那样湿热的低洼环境,只能生存于北方。最早,牲畜经由河西走廊进入中国腹地,最先到石峁地区,然后继续向东扩展,传播到北京以北的大甸子等地。随着时间推移,牲畜在北方广泛传播,并进一步向南扩展,最终到达陶寺。牲畜的引入加剧了人群之间的竞争,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牲畜为生的人,正是后来青铜文明的先驱。也就是说,他们是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文化的前身。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三个遗址所展现出的高度文明。一些中国学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虽然他们的具体观点可能和我的看法略有不同,但他们都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芦山峁、石峁等遗址的建筑风格,在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都能找到类似的体现。也就是说,它们的建筑风格一脉相承,包括夯土台基、墓穴深埋等关键特征。这表明,这些遗址之间存在文化上的连贯性。我特别关注一位名叫张弛的中国考古学者,非常推荐他的研究,尤其是他在《考古》杂志2014年第11期发表的文章《衰落与新生:论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两层经济文化体》。与我不同,他并不特别关注墓葬结构和建筑形式,而是深入研究了黄土高原的人口迁徙以及牲畜的引入。他提出,当时的经济模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我认为这一观点值得高度重视。
三是聚焦企业新服务,打造营商环境优势。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沃土。上海聚焦提升企业感受,出台营商环境8.0版,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全球企业在沪投资展业。上海实施重点企业“服务包”,建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在全国首创工业领域AEO制度等,以更加公平公正、透明高效的市场环境,为在沪企业发展稳预期、添动力、强信心。
“以前汛期时我们的船舶过闸一般需要排队5到7天,现在通过优先过闸机制,对于船期比较紧张的船次,基本上待闸24小时后就可以实现直接放行,大大缩短了待闸时间。”衢州江聚航运公司负责人表示,这一政策的实施,有效缓解了企业外贸出口的交货压力。
罗森:我并不认为古代中国完全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但确实很少主动探索远方,对外界的认知也比较有限。中国对中亚有所了解,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一些西域的情况,而政府也能从外交往来中获得一定的外部信息。至于郑和的远航,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大的航海壮举,但它的本质与欧洲的航海探险不同。别忘了,郑和是一名军人,他的使命是代表明朝向外界展示国威。永乐皇帝的统治并不稳固,他希望通过郑和的航行来彰显明朝在海外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