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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对这个展览有一些个人看法。相比中世纪以后的历史,我对中国早期的历史更感兴趣。我一直很关注丝绸之路,对于外国人来说,丝绸之路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的方式。所有这些东西是怎么传出中国的?我们在欧洲又是如何获得它们的,先是丝绸,后来又有瓷器等?看看英国的大宅邸,你会发现许多房间里摆满了中国瓷器,这是为什么?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气候和地质条件的差异,中国和西方,尤其是西亚,孕育出了截然不同的物产,也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系。西方学者常用自己的知识框架来解读中国,比如“青铜时代”“石器时代”“铁器时代”等概念,但我认为这些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气候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农业模式。比如,中国的稻米和小米在西方并不存在,而西方主要种植小麦、大麦和燕麦,这种农业结构的差异,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西方人习惯将谷物磨碎,烘焙成面包,而中国人则倾向于将谷物煮熟食用。气候因素还深刻影响了丝绸的诞生。桑蚕的生长依赖温暖湿润的环境,如果没有适宜的气候,就无法养蚕。然而,中国人做了一件独特的事情:他们驯化了桑蚕。这种驯化技术在欧洲和西亚都不存在。因此,丝绸成为中国独有的高价值商品。那么,丝绸又是如何传播出去的呢?关键在于马匹。然而,中国的马匹资源并不丰富。长期以来,中国与蒙古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冲突,促使其向西扩张至新疆地区,以寻求更稳定的马匹供应。随后,中国用丝绸换取马匹,同时支付军队驻守当地。从汉代开始,国家便依靠这种方式获取战马,以应对蒙古及其他北方游牧势力的威胁。与此同时,丝绸作为重要的商品,开始大量向西传播。在我看来,丝绸之路的起源是丝绸和马匹的交换。
罗森:它更像是一种文化传统。当然,宗教信仰本身也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比如,在西方,基督教信仰体现在去教堂、向上帝祈祷等,而这些行为往往由家庭代代相传。所有家庭都会教育下一代如何在这个世界中生存。远古时期,人们教孩子如何狩猎,后来教他们如何耕种。不过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工业化和现代化正在深深改变我们的社会,个人的选择权越来越大,而各国政府也对此感到困惑。当今世界的社会变迁,经历了两个关键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大城市的兴起,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末至今,数字化成为主要的变革动力。我认为,这也恰恰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中国的语言,无论是书写还是口语,都比西方语言更接近数字式的表达。这使得中文能够更容易地转换成数字形式。中国人在数学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如果未来中国引领世界变革,那一定是在数字科技领域。
一是聚焦产业新要素,打造综合成本优势。成本是企业发展重要的考量因素。近年来,上海瞄准企业关心的投资成本、直接成本、融资成本、转型成本等重点领域,实施一揽子创新举措。比如:去年出台了工业降本增效“17条”,实打实为工业企业降低用能、土地、贷款等成本超520亿元(比如,降低工业用电、气、热、网等成本超50亿元)。目前,上海工业劳动生产率排名全国城市第1,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连续15年排名全国第1。今年还将加大力度,在去年基础上再降百亿元。同时,瞄准新兴产业发展需求,放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综合成本优势,强化智算、语料、绿电、场景、平台等创新要素供给,更好助力企业增利。
美国财政部本周早些时候也公布了新的反俄制裁方案,涉及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其他国家的300多家公司、银行和数十名个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13日表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滥施单边制裁贻害无穷,严重损害他国主权安全,造成人道惨剧,破坏产供链稳定。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方制裁更是变本加厉。而这种乱舞制裁大棒的做法,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成为世界一个主要的风险源头。
美团数据也显示,7月以来,“网球”搜索量同比去年增长超60%。网球体验课、网球培训季度课包在平台热销,美团上网球运动相关团购订单量同比激增172%。
乔永福还笑着说,家里的两个孩子看到他救人的视频特别激动,一边看一边喊:“爸爸在那儿救人呢,爸爸在那儿救人呢!”孩子们的欢呼和崇拜,让乔永福心里觉得特别温暖。他还表示:“以后再碰到这种事,我还是会第一个冲上去的。”
罗森教授是西方最活跃的中国艺术与考古学者之一。她曾任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部主任、牛津大学墨顿学院院长及牛津大学副校长。1990年当选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2002年被英国女王授予“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 2012年成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2017年获弗瑞尔奖章,2022年获唐奖汉学奖。她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古代青铜器、玉器、石窟艺术及中国墓葬结构等。她在中国出版的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祖先与永恒》和《莲与龙:中国纹饰》。她的新作《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Life and Afterlife in Ancient China)预计将于2025年下半年在中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