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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赖清德感到绝望的是，海峡两岸的实力落差越来越大，祖国大陆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主动权的能力越来越强，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越来越明显。去年以来，针对赖清德的“台独”挑衅，祖国大陆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法律上、外交上对赖当局进行全方位的遏制和打击。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无预警、大规模、常态化、实战化军事演习越来越频繁，赖当局对此束手无策。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对乌政策“始乱终弃”的突变让岛内越来越多民众认清了“外人靠不住”的事实。在对内政治斗争焦头烂额，对外极力逢迎却自取其辱的情况下，赖清德只能故伎重施，发表更加恶劣的“台独”分裂言论，渲染大陆“威胁”，激化两岸对立对抗，其实就是“黔驴技穷”的表现。

　　但随着税收征管能力不断强化，税收征收率不断提高，企业实际税负正在逐步接近名义税负，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企业痛感会更明显，一些企业如果不能承担可能会选择停业，这不仅影响就业，更会对宏观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

　　详细剖析两个企业补税案例，也能一定程度上消除上述担忧。枝江酒业之所以被要求补缴8500万元消费税，直接原因是审计部门发现问题，税务部门据此执行。

　　如何增加高质量数据供给？深圳在《行动计划》中提出，推动深圳数据交易所打造国家级数据交易所，发放“语料券”，促进人工智能语料共享和交易。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当前，武汉正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武汉‘樱花之城’的城市形象具有较高辨识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旅游研究院院长邓爱民认为，以樱花为对外窗口，武汉可加强与国际旅游机构和文化组织的合作，打造国际水准的文化旅游盛会，同时提升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让武汉从“一枝樱花”升级为“全域春天”。(完)

　　论文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朱立平研究员指出，青藏高原湖泊是“亚洲水塔”重要水资源组成，不仅影响到青藏高原和周边地区的水循环，也在支撑生物多样性及提供关键生态系统服务方面极具价值。湖泊变化不仅对气候和流域水文变化十分敏感，也影响着湖泊生物地球化学条件，对水安全、农业和基础设施等构成重大风险。